日本警察一般都是装备2寸的m60（也叫南部60）左轮手枪，也有个别装备s&.;随着第一声沉闷的枪响，整条街道立刻被一条条弹道拉出的网所笼罩，树上、墙角甚至街上的行人几乎同时向正在忙碌的警察射出了一颗颗子弹。事起仓促，警察们正忙着布置警戒线，注意力也都在院子里的情况上，因此一下子就被打懵了。况且我的这些枪手这次是有备打无备，一个个都是瞄好了打点射，因此首发命中率都很高，一下子就干掉了十几个警察。由于教枪手们射击的时候都是以头部为目标，因此这些倒霉的警察几乎没有一个能留下完整的头颅。
警察毕竟是受过训练，反应十分迅速，一个个立即就近找掩体开始反击。我远远看去，场面一片混乱。一名警察仓促间来不及多想试图钻进一辆轿车底下，结果警车的一个车胎被流弹击中，轿车一沉把他的腰给压住了。他拼命挣扎着，两腿在地上不住乱蹬，连皮鞋都被他蹬掉了一只。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反倒没有人再向他射击，因为枪手只能看见他的屁股。
一名比较机灵的警察迅速地打开车门作为掩体，可是他刚刚从玻璃后露出头，就被一发子弹穿过玻璃击中了左侧面颊。他惨叫着，双手捂住受伤的面孔一头栽倒在地，随即便疼的四处乱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幸运的，因为这发子弹被玻璃阻挡后损失了一定的动能，只是停留在他的面颊中，没有立即射穿他的头部让他送命。但他也是不幸的，因为面部的神经非常集中，这颗子弹带给他的痛苦让他丧失了理智。只见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圆睁着双眼，面颊上一个大洞中正向外流着红色的粘稠液体，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在弹雨中他嚎叫着，双手举起自己的手枪塞进了嘴里，随即他的头部猛的向后一仰，躯体重重的向后倒下。
整个场面让人疯狂，在我手下强大的火力面前，这些警察丝毫没有还手之力。他们的手枪弹药数有限，射击精度也不够，威力就更比不上9毫米的步枪子弹，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有个别警察试图驾车逃走，可是因为警车互相拥堵根本就无路可走。
不到十分钟，枪声渐渐平息下来，我的几个手下小心翼翼地向倒了一地的警察走去。互相掩护着，他们开始逐个检查起地上的尸体，并偶尔给尸体的头部补上一枪。最后检查到的是那个被压在汽车底下的警察，我的手下不想弯腰补枪，只是打爆了另三只车胎。我想被两吨重的车压在路上一定很疼，不然那个警察就不会拼命蹬腿，甚至脚已经磨出了血也没有停下来。
我拿起对讲机说了声：“撤退。”然后发动汽车离开了现场。
手下们也纷纷散去，我没有让他们马上回上川，因为这么多人连夜赶回上川无论如何也很难不被警察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散隐蔽起来，明天坐公交车或者火车回上川。只要今天晚上能够安然度过，明天隐藏在汹涌的人潮中就安全的多了。至于如何隐藏自己，平时的训练里已经教的够多了，应该没有问题。
受了重伤无法自行离开的手下必须处死，然后将所有尸体彻底焚烧，这是我给四个高级干部下的命令。经过这些措施，警察想知道是谁干的就难的很了。不过也不是没有线索，我们用的子弹很特殊，警察应该能够查出是枪打出来的。只是这样恐怕警察会以为是俄罗斯黑手党干的也说不定，毕竟在日本应该没有哪个组织敢动山口组。联系到前一阵猪子正信的死也是因为这种子弹，俄罗斯黑手党大举进攻日本的猜想自然就呼之欲出。
日本的新闻记者是十分勤奋的一群人，这一点我可以确信。我刚回到上川的别墅打开电视，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的早新闻就报道了凌晨发生的事情。从电视画面上来看，记者应该是在救援的警察赶到之前拍的，甚至有直升飞机航拍的画面。在画面上，山口组的房子正冒着滚滚的浓烟，一条条狂乱的火舌正肆无忌惮的从房子的各处空隙中窜出来。
日本的老式住宅很多结构都是木制，因此一旦失火就很难扑救。播音员的报道也说大火烧得很快，消防车赶到的时候已经火势已经很大，给扑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接下来的报道让我很是意外，不但没有报道现场几十人的尸体，甚至连大量警察被杀也只字未提。就算是我们把所有的尸体全部烧掉也还有警车在那里停着，不可能没有人奇怪警察为不见了。更何况我根本没有叫我的人把尸体全烧掉，因为我希望能让这恐怖的画面给所有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互联网上察看了一下关于日本媒体的资料，结果让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我们，而是因为日本媒体对于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
日本媒体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关键时刻维护国家利益，在日本新闻史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60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重新改签《日美安保条约》之后，进步力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最后，好几家大报联合发表声明认为抗议行动不妥，尽管在此之前日本媒体对政府有批判，有揭露，但关键时刻还是站在政府一边。
2004年4月，日本有5名人质被伊拉克武装劫持，日本媒体与政府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报纸、电视台对日本人质事件大报特报，政府也尽全力营救。但在救出人质之前，媒体从不涉及政府如何策划，采取样的秘密营救行动，完全是政府发言人提供的有关内容，更没有对政府的行动说三道四，对人质本身不顾政府劝告硬去危险的伊拉克也没有提出批评，这一切都是为了不给政府营救人质造成干扰。
人质救出之后，媒体开始采访参与营救的有关人士，进行营救行动大揭密。同时《读卖新闻》等报纸对人质不顾劝告去危险的地方大加挞伐，认为他们的行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失，甚至提出人质应出一定费用，对人质家属要求政府满足武装分子的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主张猛烈抨击。
只有《朝日新闻》为人质辩护，同时对派兵伊克提出质疑。这似乎表现出所谓的“新闻自由”。其实，这里也是反映了日本民众两种不同意见，反正已过了关键时刻，属于痛定思痛的反思，各抒己见，可以使事情越辩越明，是一种正常争论。
日本法律规定：只有日本人才能办电视台，这很明显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除此之外，法律中几乎没有关于报道内容方面的规定。但事实上，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指针，决定它们处理突发事件的态度，日本n.h.k就是如此。
日本1925年开始成立电台，建电台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服务。1923年，日本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震灾关东大地震，在那场灾难中死者失踪者为14.2万人，倒塌的房屋25.4万座，47.7房屋化为灰烬。有些人因为信息不灵找不到避难地点而受害，有的人受流言蜚语的蛊惑，这些充分说明信息畅通的必要性。因此nhk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在灾难突然来临时向国民通报信息，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使命。提供灾难信息，不是为了传达恐怖，而是要告诉人们如何做才能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从防灾的角度处理问题。
日本现场转播非常注意不向观众传达恐怖。2004年6月初，一名小学6年级女生杀死同年级同学；10几天前，两名小孩被一名60多岁的老头拐走，杀害后扔进河里，警察在河里找到了两名小孩的尸体；日本是一个火灾多发的国家，发生火灾时，老年人腿不利落，常有人被烧得面目全非，所有这些新闻，电视和报纸都没有出现尸体，目的是不给人们传达恐怖。相反，很多情况下都是把死者生前的照片拿出来，面带笑容。
但上诉这些还不能说明为何报道中没有警察被杀，因此我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日本媒体对于政治军事领域的报道。结果如出一辙，但更令我诧异。
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媒体现场报道泄密的情况在日本一般不会出现，日本政府有关部门都有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有突发事件时，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把事情的原委向记者说清楚。记者不明白的地方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发问，但一切并无机密可言，一般的新闻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
至于报道自卫队则事关军事秘密，因此自卫队每年举行演习，记者被允许才可到现场，如果不公开，一般记者也不敢去碰。例如日本自卫队每年有几百人自杀，自卫队经常公布自杀数字和自杀原因，媒体只是照录，对每个人自杀的真正原因很少有记者去深究，更没有人敢去碰军事秘密。
不过当有些记者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了政府没有公开的内容，在认为不危害国家利益时，媒体会捅出去。如2004年小泉去朝鲜访问前，与朝鲜达成协议，支援朝鲜一定数量的大米和药品，小泉可把人质的家属领回来。日本电视台事先从自己的渠道获得了信息并报了出来，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很不高兴，作为惩罚，提出不让日本电视台记者随小泉去朝鲜访问。日本电视台对细田博之当场表示抗议，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因为日本公务员一般遵守规定，重大事情一般不会向外透露，因为泄露政府机密有被开除的危险。日本媒体案例中曾有这样的例子，即政府把媒体告上法庭，法庭要求媒体说出是谁提供的信息。媒体可以不说，但这样肯定要败诉，可是一旦说出来，提供信息的人就会遭殃。
得到这些结论后，我才恍然大悟，日本电视台是不敢报道。这么多警察被枪杀简直可以说是日本警界的奇耻大辱，虽然日本警察近年来因为各种腐败丑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地位有所下降，但是毕竟还是老百姓的保护者。一旦报道了如此多的警察被一起枪杀，那么日本警察的形象将彻底被破坏，老百姓的安全感会大大的削弱，如此一来一个如此软弱的政府自然就会大失人心，岌岌可危了。
虽然这样一来我的部分目的没有达到，但是也增加了山口组调查的难度，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坏处，因此我没有太在意。中午的时候，我的手下开始陆续返回，先回来的佐藤一夫等人在外面负责点名和收枪。鉴于我们的组织结构还不是很稳固，因此只有在有行动的时候才把枪发给手下，平时都是集中管理。
晚上的时候佐藤一夫上来报告，一共损失了六个人，十二人轻伤，但枪全部带了回来。我对于这个情况很不满意，训练了这么长时间，而且还是偷袭，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损失，看起来想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并不容易。不过我对于这点损失并不心疼，抚恤金不是问题，死掉的都是能力不够的，淘汰掉反而是好事。
虽然很想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些笨蛋，不过明天还要出远门，因此我只好作罢。回到卧室，我拿出一个皮箱，开始准备起出门需要携带的物品……
本章部分内容参考何德功著《日本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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