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林鉴秋一面在报纸上对袁世凯和日本口诛笔伐，一面对李默涵和党卫军大加褒扬。

　　李默涵却没功夫去看这些溢美之词，最近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药厂里。这座名叫华夏制药厂的药厂在范旭东、侯德榜等人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地实现了磺胺和吗啡的量产。不过，这家投资进三十万华商票的药厂只生产磺胺、吗啡之类的西药未免大材小用，所以，李默涵打算在其中引入中药的生产，以发扬国粹。

　　今之“中医”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自己的则称为国学；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中医。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全国震惊。作为近代中国革命和思想策源地的广东，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失败乃败于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的知识分子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彻底废弃了以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为主体的医学体系，而改行西方医学。于是，向日本学习，废除中医的运动开始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浮出水面。为了向日本学习，知识青年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赴日留风潮。

　　在早期赴日留学的人潮中，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家、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第一总统孙中山先生，而他学习的就是日本的西医；也有“弃医从文”的讽刺小说家、杂文大家鲁迅先生，后者更是对自己先后所学领域中的“中医”、“国学”斥之不已。

　　事实上中药的毒副作用比西药小，而且做成中成药之后，具有现成可用、适应急需、存贮方便、能随身携带、省去了煎剂煎煮过程、消除了中药煎剂服用时特有的异味和不良刺激等优点。据说，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时期，在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部队让人惊讶。他们头戴法式钢盔、脚踏剪刀口布鞋，作战十分骁勇，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小瓶白色的粉末。

　　这些战士受了伤，不管伤势如何，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坐担架，只把这白色的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滇军将士们所用的白色粉末，就是被称作疗伤圣药的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云南白药。

　　实际上，说到中药李默涵是门外汉，基本上也就知道一个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是云南著名的中成药，由云南民间医生曲焕章于1902年研制成功。对跌打损伤、创伤出血有很好的疗效。云南白药由名贵药材制成，具有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之功效。问世百年来，云南白药以其独特、神奇的功效被誉为“中华瑰宝，伤科圣药”，也由此成名于世、蜚声海外。

　　但是，在缺乏专利法之类法律保障的中国，掌握一些高深技艺的人被迫秘技自珍，以免自己被抢了饭碗。所以，李默涵派去的人许光熙在云南一开始找到曲焕章的时候，曲焕章并不愿意参与，甚至托说自己只是个跑江湖的乡下医生，不能等大雅之堂。

　　曲焕章的妻子缪兰瑛问道曲焕章，“为什么人家来请你，你都不去呢？”

　　曲焕章说道：“妇道人家，你懂什么？人家是要拿我的方子去做买卖，卖了方子眼下是能赚一笔，可将来呢？”

　　派去的人听到了曲焕章和妻子的谈话，便说道：“曲大夫放心，咱们大帅不是要图谋你的秘方，是希望和曲大夫你一起把这万应百宝丹做大做强，将来不光全中国人的都知道，就是全世界，洋人那里，也要竖大拇指。既能赚钱，又能除名，还能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这么名利双收的事情，何乐不为？”

　　“当真？”曲焕章心里一动

　　在当时，行医并不是什么受人尊重的职业，这番话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许光熙又说道：“那是当然，我们大帅说了，这国医之术乃是国粹，西洋玩意儿固然好，但是自家的传家宝也不能丢。咱们大帅还说了，如果曲大夫愿意合作，就为曲大夫在朝廷商部里注册商标，以后谁要敢仿冒，那是要赔钱甚至吃官司的。而且，曲大夫还可以这药方入份子，以后每瓶万应百宝丹上都印着曲大夫的画像，每卖一瓶万应百宝丹，都有曲大夫一分钱。”

　　曲焕章还是有些犹豫，“如果拿到机器厂里做这要，那不是做药的人都知道药方了？”

　　来人摇了摇头，说道：“这事儿我们大帅早想到了，曲大夫合伙之后，这药方不仅是曲大夫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厂的命根子，大帅会用尽办法帮曲大夫保密。比如，采购药材全由曲大夫负责，草药只用甲乙丙丁标记，而不列名字等等~~~”

　　曲焕章终于被说动，带着妻子缪兰瑛长途跋涉来到商丘。李默涵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让曲焕章受宠若惊。

　　中国古代医生的地位一直不高，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后世语文课本上关于李时珍那篇课文中那句“当时，行医是受人鄙视的行业”了。

　　其实在元代医户颇受统治者优待，可以全免杂役，仅每年交纳包银三两供太医用度。而明代医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又如太医院医职，元代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代太医院最高职级在建国始降为正三品，以后又降为正五品。

　　清朝基本沿袭明的太医院制度，对医学的歧视态度某方面更甚于明代，如曾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使针灸疗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清江西巡抚裴率度曾上疏：“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而当时的雍正皇帝竟“深嘉之”，对医学医生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清末民初时中医的现状也确实令人头疼。使用药材的理论则更是匪夷所思，治疗肝病引起的肝腹水就用敲破的铜鼓皮，因为水肿又称为“鼓胀”，所以用破鼓的皮就能压服；水蛭会吸血，就认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活血化瘀；蚯蚓在土壤钻来钻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夫妻同饮一杯立春后的雨水，能治疗不孕不育。

　　鲁迅更是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对中医进行猛烈的批判，一方面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西方科学西方医学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与他父亲的去世也不无关系。在鲁迅看来，父亲应该是给庸医害死的。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集中表达了对中医的批判态度：为给父亲治病，周家卖光了田产，就卖首饰和衣服，最后请来所谓的“名医”（陈莲河，即何廉臣）。

　　但“名医”的药方实在希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嫁，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父亲肚子胀的像鼓，但“名医”自有办法，他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父亲终于在这位“名医”的折磨下死去。

　　人心都是肉长的，李默涵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曲焕章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也油然而生。

　　李默涵带着曲焕章去参观药厂，一路上，李默涵对曲焕章说道：“以前国人愚昧，歧视手艺人，把各种绝技说成是奇淫技巧。结果如何呢？”

　　曲焕章身后感触，说道：“是啊，好多妙手名医的绝技因此失传。”

　　“所以，我大老远地请曲大夫你来商丘，就是想和曲大夫携手，共同发扬国医，弘扬国粹的。”李默涵一脸认真地看着曲焕章，“虽然现在的人都相信西医，但是我相信，中医也是一门经过了几千年积累的救死扶伤之术。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把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对中医的偏见扭转过来。”

　　曲焕章有些紧张，说道：“我就是一个郎中，就会看病制药，大人你说的东西太深奥，我不太明白。但是有一点我是懂的，中医是个好玩意儿，不能因为有些没医德的江湖术士招摇撞骗就说它是骗人的。谁这么说，我和谁急。”

　　“有这股劲儿，事情就成功一半了。”李默涵很高兴

　　不多时，车子就开进了制药厂。药厂分两部分，一部分制药，一部分搞新特药研制。生产磺胺的车间属于药厂的限制区，只有少数持有通行证的人才可以进入。

　　曲焕章在里面绕了一圈之后，觉得到处是玻璃器皿的提炼室索然无味，反倒觉得外面轰隆隆地机器很是新鲜。只见各种草药被送进破碎机打成颗粒，然后再用小型球磨机研磨成细微的粉末，这种效率比用铜碾子快了千百倍。在加工车间后面的上千平方米的库房里，药材分门别类的晾晒烘干之后摆放的整整齐齐，空气里都带着淡淡的药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