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对策

　　西安军事学院位于西安古城墙拱卫的老城西南。正对含光门，西安军事学院只是偌大的大学城的一小部分，而大学城又是西安新城区的一小部分，只是除了大学城稍具规模，其他的还大多停留在规划图纸上。

　　西安已经确定为国防区的“首府”，原驻重庆的一些机构已经开始陆续迁至西安，教育厅农业厅都是最早将领导机关设置于西安的部门，而实际履行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战略研究教研室则由于主任法肯豪森主持西安军事学院的教学，也早早的搬至西安，这里也成为国防军处理日常事务的临时总部，而现在更由于战事的原因成为最重要的战时指挥中心。

　　“陈帅真是个奇怪的人。”法肯豪森搜罗着不多的汉语词汇，选中了奇怪表达他的不解。

　　“先生，可能我们无法洞悉陈帅的内心，或者我们的思维跟不上陈帅，每当到了这个时候，之前，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多次，我唯一做的就是服从。”薛波尽管也是不理解陈建峰的做法，但他还是习惯性的服从。而作为法肯豪森的助手，他还要劝说法肯豪森不要因此有别的想法。

　　法肯豪森很纳闷且有些失落，任谁费尽心思制定了一个庞大而可行的计划。这个计划实现就能一举统一全国，作为这个计划的策划者，这份光荣那可是不一般，但这份计划却被否决，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份裁军方案，实际为让他们制定相关详尽方案的命令。

　　按照这个裁军方案，国防军现役的正规军，二线部队即各地的保安部队，杂牌新旧部队包括刘存厚的川军，龙云的滇军，邓本殷的粤军等等四十万人左右的现役部队将裁减至五万人，这五万人还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原属民军编制的海上保安部队和陆战队，满打满算留给陆军的员额只有三万五千人左右，这意味着现有的兵员十选一，而三万五千人的部队需要控制的国土却是八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也超过一亿。

　　不仅仅如此，新疆西藏还存在远期的战事，外蒙还有需要长时间才能完结的战事，与周边势力还存在长期的争端，更重要的是现在国防区马上就要面临一场大战。

　　这场大战按照法肯豪森与薛波等人策划的计划，依据民国各方现在的态势和国防区的实力，本可以一举统一全国。

　　并不是法肯豪森冲动，刻板一向是德国人的秉性，这也意味着严谨，做出这个计划法肯豪森经过了长时间的筹算，对于各方的实力也做了详尽的分析。而这个分析是建立在国防区情报门精准而详尽的资料情报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这是一份理性的计划。

　　国内各势力的武装普遍存在一个战斗意志薄弱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丧失指挥首脑机关或是失去领军人物的时候，战斗意志迅速降至零，直军全线的崩溃，滇军的投降无一都验证了这个事实，而上下级友邻各部之间的联络通信不畅通这种指挥体系的不完善更加剧了这个问题，往往会因为不正确不精准的消息传递造成军队恐慌，乃至使部队完全崩溃。

　　国内各势力普遍存在战斗潜力不足，也就是整体国防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即打不起消耗战和持久战，武器等装备或其主要原材料几乎全部依靠外购，脆弱的财政也支撑不起大规模的持续战争，这一状况还表现在基础设施的薄弱导致兵员物资输送能力的严重不足，即便能有一定规模的装备库存或生产能力以及后备兵员，但却无法与前线有机的连接，即前线部队的后勤线很容易被掐断。

　　尤其重要的一点，不仅各势力之间存在纷争，即便是为了各种利益因素暂时的各势力联盟也掩盖不了其分裂的本质，而且同一势力内部也存在各种相争的派别，这导致国内各势力的向心力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国防军所谓的统一之战貌似与全国为敌，但实际却是各个击破，而且仅仅需要击溃几股势力即可。

　　所以国防军只要在北线击败张作霖和冯玉祥联盟，南线的广州政府更不足为虑，其他势力中的老直系肯定拥戴新中央政府，类似阎锡山等反直系或是中间派也很快就会投诚，名义上的统一也就形成，以后可徐徐图之。

　　但是陈建峰却否决了这份可行性极高的计划，这让法肯豪森纳闷不已，而随后的裁军命令就让薛波等军方人员郁闷了…

　　“美国在1918年就具备了领袖世界的实力，当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和日本的总和，陆军也有几百万兵力，海军也与英国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他有钱啊，但是一战后我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难觅美国人的身影，甚至法国人在全球事务的主导权都要强过美国，这个状况让人深思。”

　　国防区现在笼罩着一股特别的气氛，军方和政务人员普遍的有一股强烈自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就是在国防区的扩张上具有强烈的意愿，借现在的局势统一全国的念头并不仅仅存在拟定作战计划的法肯豪森那里，而是众多人的念头。

　　当然这个众多人不包括普通民众，让一个本分甚至逆来顺受的人完成到狂热的战争分子的转变不会那样简单，他们不关心这些，关心这个的是上位者或有可能成为或者想成为上位者的人。

　　扩军意味着更多更高的军职，扩张的地盘意味着更多更高的职位，这也是一种上进心的表现，当然不排除“官本位”思想的余毒，特别是民军中那些营连长们，不管是乡绅。还是佃农，由原来的“小民”荣升为“官”都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尤其是民军的营长被称之为“相当于副县级”，这更是激发了民众当官的热忱，但是大规模的民军组建已经过去，而且随着民军升格为兵团的展开，一部分民军还要取消，要想升官，最便捷的方式是扩张。

　　任谁也想不到，国防军民众出现的扩张主义的原动力竟然是官本位，而官本位的实质却是“奴才本位”，一个接受官本位思想的人实际骨子里同时也是个奴才。

　　当然并不排除一些理想主义者出于结束混战，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初衷。但不管怎样，扩张主义在国防区开始盛行，而且是主旨的思潮，毕竟话语权是掌握在能发出声音的大多数人手中。

　　而在国防区的高层中，除了韩钟鸣张正红等一干唯陈建峰马首是瞻绝对服从陈建峰的人看到陈建峰不做表示也不多说之外，丁文江范旭东等一干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某种程度上，扩张主义的源头就是他们。

　　民主尽管需要集中，陈建峰的意图即便有不同的声音但到了执行阶段也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贯彻落实，但陈建峰不希望这种带有抵触情绪的被动执行，尤其是高层的思想必须统一。而且是心悦诚服的统一。

　　几次交流后，丁文江范旭东一干人也很快接受了陈建峰“保守”的战略意图，不仅他们自己接受了这个意图，还主动的搜罗论据验证这个意图，进而更加赞同这个意图，由此陈建峰在奉军进入江苏，齐葵元宣布下野后，召开了国防委员扩大会议。

　　除了远在美国的韩钟鸣，山东绥远战事吃紧的路明王平武，连东征战事没有了解的云南军政临时主官刘湘和龙云也飞抵重庆，由此可见这次会议的重要性。部分军政主官也列席了会议，而会议却是以座谈的方式召开的，陈建峰在起头之后就偃旗息鼓，由个人发表自己的见解。

　　“形式的统一全国还不如不统一，统治不仅要统，还要治，统而不治不如不统，而要完成统治，必须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政权机构，而且还要使各级政府真正的做到上下一统，这都需要大量的政务人员，而且是我们的政务人员，这却是我们国防区现阶段自身都难以满足的。”

　　丁文江阐述了行政人员的匮乏，特别是对于国防区力求的高效廉洁精干的行政人员更是缺乏，而这却是组成政权的最基本因素。

　　“一个小学生最低的花销一年就是十元，这仅仅是衣装费，文具费，以及分摊到个人身上的学校运行费用，中学生的花销还要大，鲁北的条件最好，当年完成‘普五’‘普六’的入学目标都是非常的困难，四川等地的普六也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得以完成校舍等基本建设，才实现了适龄学童的接近百分百的入学率，现在的陕甘绥远云南海南两广新区都要实现普六，而完成普五普六的地区还要实现普九，国防区的财力难以维系更大范围的教育普及计划，更重要的是，除非建立国防区现行的行政体制，否则无法推行这种教育普及制度。

　　供养一个小学生的开销每年至少二十元，其中十元是食物的开支，现阶段国防区都是由政府供给，而这二十元也是低成本价格，按照小学生高营养高质量的食谱，市价十元根本就不够。

　　我咨询过财政部门，自己也做过相关的研究，政府出钱办教育实质也是民众自己办教育。只是民众收入分配支出的不同形式罢了。但是只有政府的这种大包大揽，才能使得学童能上学，特别是女童和大龄学童。

　　在普通的民众家庭，稍大点的孩子都是劳力了，十岁的孩子不仅能够照顾弟妹，干些家务，还能割草喂猪乃至干些农活，城市的孩子或是当报童或是干学徒，已经可以赚钱养家了，而上学却是倒贴钱，如果不是政府强力推行普及义务教育，他们根本就不可能上学读书。

　　我说这些并不是不关心非国防区的学童读书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全负担得起，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确保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做的更好？如果不能，我宁愿保住现有的成果。这已经是伟大的成果了。”

　　范源濂还就师资力量，校舍以及民众的意识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能做的更好最好，如不能，确保现在的成果就是最好。

　　“外交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前政府遗留的条约我们承认不承认？外债我们要不要履行还债的义务？租界等列强的特权要不要废止？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而最大的可能是我们继承各项不平等条约。

　　仅仅前清和之前政府遗留的内外债就达到十亿美元，我们中央政府这几年能确保征收入库的财政收入也就一亿多元，仅仅维持起码的行政费用都不足，财政是靠举债维系，即借新债还旧债。

　　可能我们主政后，财政收入会有大幅提高，但支出同样会大幅提高，从外债等一系列涉及外交关系的方面来看，我们主政中央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善，而且我们将不得不直接面对列强，外交腾挪的空间比之现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现在我们根本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任何包袱可背。”

　　“一五计划已经全面铺开，但是国防区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完善，今年以及明年乃至后年的上半年，我们还是处于基本建设阶段，按照陈帅的说法就是‘补课’，我们要埋多少根电线杆子，我们要修多少条道路，我们要建设多少个电站，才能在现在的国防区建成基本的基础设施。

　　还有我们有限的技术人员还要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提高自身的素质才可能初步具备成为一五计划基本独立的技术基础，而这个技术基础还是最简单的，最初步的。按照我们相关人才的培养计划，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17年也就是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能达到足以基本承载相关工业化的技术基础。

　　这还不考虑资金的问题，工业化最关键的几个要素，资金市场技术新增国防区以外的地区都不会给现有的态势有任何趋向良性的变化，因为即便是维系现在的国防区的局面，相关的市场资金技术，我们要想取得都可以得到，而且不需要分散我们有限的资金技术。”

　　范旭东巴玉藻分别从外交工业化方面阐述了统一的利弊。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包括行政资源在内所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主政中央在带来可能的统一大市场，统一的行政架构，统一的财政收入等等有利的方面的同时，也不得不背负各种包袱，也就是反作用力。

　　国防区现在具备了统一全国的能力，但却没有具备治理全国的能力，更没有具备发展全国的能力，不仅仅如此，很大的可能是国防区现在急速发展的态势可能受全国的拖累，导致不能达到既定的发展目标，这是经过讨论后众人的一致认可的意见。

　　“我和钟鸣之前谈过一个事，做事的人不可能不会永远都没有错误，只有不做事的人才不会犯错误，主政中央的人就是做事的人，我们有事没事可以挑个毛病，针砭一番时政，但是我们要是主政了，到时挨骂的就是我们。反正背黑锅我们不干，挑刺找毛病的事倒是其乐融融。”

　　张正红的话道出了一个地方实力派最大的优势，国防区只想占便宜，那个背黑锅的事就由别人去做，主政中央屁也不是…

　　更深层次的缘由是陈建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列强能够容忍国防区发展到程度？”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且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多种因素，领袖的领导能力大小和斗争意志强弱以及进取心高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却是构成国家内外在影响力的最大因素，由这个因素能够决定这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水平。

　　处在列强的角度，不希望民国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更不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执掌一个统一的中国，陈建峰显然不是符合列强理想中满意的中国领导人的选择。一个地方实力派和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标准在列强那里是不同的。

　　陈建峰在得出现在的中日实力整体相差不大的结论的同时，还得出了现在日本侵华成功的概率要比其后容易的多，割据的政权，旧式的军队，沉睡的国民，脆弱的工业，抵消了总体实力相等的均势。

　　现在民国实力的这个统计结果是总计，是各个派别割据的民国总体的实力，但是这个数据却是“失真”的，分散的实力并不是简单的加法累加，如果刨除因为各派别敌对造成的实力抵消，以及联合抗敌时保存实力的“隐蔽实力”，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就是颠覆性的大逆转。

　　这也是法肯豪森做出能轻易统一全国的判断的根本原因，不是国防区实力强，而是国内其他势力一盘散沙的状态导致的整体实力的消弱；当然这也是列强特别是日本能判读出来的。

　　一个完成统一的中国即便是羸弱不堪的，可必定是个大国，也就能整合国内的全部实力，这是列强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列强一直的努力就是维持民国的分裂状态，实质列强的这种作为对于国人来讲并不陌生，汉武帝的分封制，满清针对蒙古的分旗都是通过分裂对方消弱其对抗中央的能力，只要是独立的势力，彼此之间就有矛盾纷争，即便能短暂的联合，也不可能形成绝对的合力，这就造成了整体实力不变的状况下实际实力的缩减，乃至丧失。

　　陈建峰专门就国防区和民国的发展战略问题和丁文江等人不止研讨过一次，国防区具备在国内影响的本钱，但出了国门就没有了，而这个本钱还针对的是国内的势力，还不包括列强在国内的存在。

　　很悲观，但这绝不是陈建峰妄自菲薄，而是血淋淋的事实，尽管有些残酷，

　　这就涉及国防区的定位问题，就得从“谋略”说起，谋略这个词从字义上讲，这个词也包含了两层含义，“略”是方略，是一件事情的大方向或者基调；而“谋”则是这个大方向下的具体手段，其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利用手头的资源去实现那个大方向。“谋略”中“谋”为“体”，“略”为“魂”。

　　“谋”“略”不是绝对概念，事务往往是由多个层面组成的，战略方面的“谋”决定战术方面的“谋”，也就是这一层面“谋”的“略”。而对于当前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讲，属于“大略”，国防区层面就是这个战略下“谋”，而国防区发展之“略”就是这个“谋”，但对于下一层面却是“略”。

　　民国的“大略”是实现中国根本国家利益的长期行事的基调，但是从历史结合现状来看，小国弱邦是不存在“大略”的，特别是现在的国际环境下，作为弱国的民国是列强实现霸权的牺牲品，民国也不具备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甚至不能主动的以对国际环境的变化采取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国际环境，而是被动的接受这个现状。

　　民国这种“无略”或者“无能制略”的状况限定了国防区的“谋”只能发挥战术层面的略，而且是限定在民国国家根本利益层面之内，同样是处于被动接受国际环境的状态，而不是主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国际环境，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这种状况从深层次极大地限制国防区的发展进步，如何在这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谋得发展呢？

　　陈建峰选择了从另一个角度，制定国防区的“谋”，那就是使国防区脱离民国整体的“略”，而国防区的“谋”却是定位于列强们坚持的“战略”下的战术层面，即作为列强主导的国际环境下的次级利益分配者，是适应这个国际环境而不是改造这个国际环境。

　　具体到民国就是不改变列强期望的民国割据分裂的状况，也不会让民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而是维持乱世，勾结列强压榨掠夺民国国防区之外的区域，国防区做的是殖民中国的中国地方实力派。

　　做出这个选择对于陈建峰来讲并不轻松，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绝不会轻易让一个大国破坏，也就是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的中国，苏联崛起期间也是充满着抗争和民众血汗乃至苦难，而且其本身具有的实力和基础以及在这个实力基础上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不是民国相匹敌的。苏联确切的说是曾经的列强的复兴，而不是积弱的民国的振兴，其面临的国际敌人在遏制其崛起的努力上也没有民国面对的敌人坚决，从实力对比上也不如民国的强大。

　　陈建峰并不是患有受迫害妄想症，而是血淋淋的事实，看看民国周边环伺的列强，看看国内的租界和外国驻军，这都需要一个个的面对，陈建峰不可能相信这些霸权主义会“出于对新生政权的敬意，主动地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特权。”更不会相信他们能“平静的对待一个大国的崛起”。

　　“一手扛枪一手扛锄”也就是边战斗边生产，这个陈建峰直接给予否定，在工业时代，不可能存在“以战养战”，所谓战争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瞎说或者是片面之词，是曲解。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用以核算社会生产能力的计量方式都最终还是“财富”，战争却是消耗财富的。

　　只有当战争获得财富大于消耗的财富，这场战争才是赚钱的，而且这个战争获得财富还有直接财富和间接财富，或者是现实利益和远期利益，也就是说只有能获得足够的直接财富和现实利益能弥补战争的消耗才能持续的进行战争，这就是“以战养战”。

　　但当这个链条断裂之时，就达不到一以战养战的目的，民国的实力和战略态势以及战场环境决定了民国与可能的敌人进行的战争不可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而所谓的发展军工生产激活工业产能促进工业生产能力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军工生产的产品只有外销即不以本国的财富买单才会为本国创造利益，否则就是消耗本国的财富。而军工生产对本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衍生技术的民用，但这都需要本国财政也就是实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有一定的冗余度，即财政在满足民众生活和基本建设后可以供养一定规模的国防力量，而且民众必须得有一定能力的消费能力，能消化军转民技术开发的产品。

　　民国当然不具备这样的财政条件和购买力，而这一方面恰恰说明军事开支不管在状态下都是与民用争夺财政份额，而军事开支所体现的作用主要是捍卫国家安全这种潜在间接的非效益的效能。

　　民国不仅没有能力支撑连续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更不会在战争中谋求发展，只能是不断耗损财富，以及损失宝贵的发展时间。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手扛枪一手扛锄”也就是最简单的屯田养兵，兵民一体的方式在“冷兵器”时代可以应用，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特别是速射武器和重型装备大量使用的现代战争，这种方式根本无法承载战争的消耗。

　　“陕甘宁大生产运动”的出产勉强只能满足步枪部队的消耗，而国防区现在的民军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兵团其本质类似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得不佩服老一辈家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聪明才智，这实质是“武装移民”，说别的都是假的，就是移民，陈建峰看重的就是兵团的这个作用，才不断的组件民军，升格兵团。

　　而不管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是现在的民军兵团，所承担的作战职责都是低烈度的类似于武装警察所执行的任务，或是作为主力部队的后备兵员，以及遂行后勤保障后勤补给的辅助任务，并不是要他们（他们在装备和训练上也达不到这个能力）进行大规模高烈度的战争，他们的作战对象都是“乱民匪帮”而不是“敌军”，他们的主要职责都是生产建设。

　　安定的建设环境，只有有这样的环境才能有可能进行生产建设，特别是在无论是民国还是国防区都非常的脆弱的阶段，这一点更难为可贵。

　　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不能在全中国很快的拥有一个安定的局面，退而求其之使国防区拥有一个良好的安定的发展环境就是折中的选择。

　　国防区割据于民国这样的态势，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消除国防区发展导致的中国实力的总体上升引起的列强的戒心，搞工业化建设，那么多工厂大坝铁路等明显的目标，想完全隐藏实力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民国的割据状态也就是“不能形成合力”的理性综合实力的统计方式得出的结果就是民国整体实力并没有因为国防区的发展而大幅增强。

　　第二个优势就是国防区不承担一个国家的义务，而且还能从这个国家谋求利益，尽管这个国家是自己的祖国，但却并不妨碍国防区与列强一起从那里攫取利益，一个纷乱落后的民国从某种方面讲更符合国防区的利益，也减低了近期控制远期统一的成本。

　　第三个优势却是利于国防区统治的稳固，人都是善忘的，国防区的民众在度过最初的困苦阶段之后，其对生活的诉求肯定要提高，而陈建峰的意图却是大家要过几年苦日子，民众肯定对这种生活质量有不满情绪，但是有民国其他地区民众的比照，这种不满肯定很容易被消除。而国防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也对吸引人才资金人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反正不管在其他地区还是国防区，都没有便宜别人，这就是“猪头烂了在锅里”，便宜不出当家。

　　第四个优势却是利于中国边防的稳固和经济的地区平衡。民国其他地区存在的租界等问题在影响主权同时并不会造成国土的流失，这个是陈建峰知晓的，但是中国的西部却是存在巨大的危险，而且这个危险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这个也是陈建峰知晓的。

　　外蒙新疆西藏三个地区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期，而且陈建峰却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这就涉及地区经济平衡和人口分布的问题了。

　　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期，西北西南都是蛮荒之地，对中原人并不具备吸引力，由此造成了边疆地区汉人人口基数不足的现状，而稳定边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人”的问题，只有汉人在人口比例达到了绝对的优势，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而要让人口流动，靠武装移民这种实质为不得已的方式终究还不是根本解决之道，只有让这些地区的民众生活质量大幅高于其他地区，如果达到这个目标，那不仅仅是留住留不住的问题，而是如何限制移民的问题。

　　同样，西部对于中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势也能维系中国整个经济分布的均衡，不能不承认，东部地区发展经济的条件要远远优于中西部地区，即便是落后几年十几年，一发力很容易实现赶超。

　　陈建峰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为此，他也做了大量的布置，可能他是最反对吴佩孚武力统一的人，第二次直奉大战按照那个历史时空的大致结果就是他一直竭力想要得到的结局。

　　打云南，打海南，甚至打外蒙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结局的布置，由此在北方国防军明面上的武装力量已经被削弱到很羸弱的状态，甚至连大部分的军舰都被早早的调往南海，一切的布置都是为了还原那个时空下的态势。

　　路明管辖的苏北地区也为此当初并没有将徐州城纳入，而是仅限于徐州东部和海州，就是为了避免国防军成为各个势力的隔断，影响各个势力的“交融”，避免卷进争端。

　　但是随着奉军进入济南，在迅速南下解决江苏安徽的齐葵元的部队，迫使其下野之后，奉军不顾田中玉的劝阻，要向鲁北下手了。

　　绥远的阎锡山部已经切断京绥线许久，更是摆出一副大举进攻的态势。

　　钦州等广东南路八属在邓本殷的协助下几乎是接收，而山东援军的抵达使得那里的实力大大加强，马上兵临南宁城下，同时云南问题的迅速解决，部分滇军和国防军组成的东征部队已经进入桂西，抢占百色，正从西路合围南宁。

　　鄂西和陕西的驻军也是整装待发，他们的目的是豫西。

　　就在陈建峰下达全线出击的命令之后的当天，也就是十三年的12月28日，从鲁北出发的运输船队在长江口遭遇中央海军的军舰的袭扰，如果不是临近的英军舰只及时赶到制止，很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十二人的死伤……

　　我试了很多次，想把这些观点以故事的方式出现，但是无法做到，只能啰嗦了，这也是定的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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