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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新模式
有奉献的人就意味着做出奉献的人吃亏,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意味着有其他的人或者群体组织占便宜,鼓励人们做奉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鼓励一部分人或者群体占便宜。
这话确实不太顺耳,但却很可能是事实,甚至有可能是真理,大多数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常人,正常人需要吃喝拉撒睡,需要生存生活,就必然摆脱不了生存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那就是物质基础,说白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个“钱”也可以作为“利益”的统称或代名词,陈剑锋一直认为人这样追逐利益不是自私自利之心,而是必需的,根本就不必在乎有什么道德上的愧疚感。
说起道德,陈剑锋受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毫不为己,专门利人”,但这个口号却让陈剑锋想起了“子贡赎人”的典故。
话说鲁国当年有条法令,本国商人在他国遇到本国卖身为奴的人可以出钱将其赎回带回鲁国,所花费的费用可以到鲁国的官府报销赎金,但子贡有次从外国赎回一个卖身为奴的鲁国人却拒绝了国家给他的赎金。
孔子却对子贡说从此再也没有人再在外国赎回卖身为奴的鲁国人了,你取回国家的赔偿的赎金,对你的个人利益没有损害,但你不取回你垫付的钱,别人就不肯赎人了。子路救了一个落水之人,那人感激他,送了一头牛给他,子路接受了,以后再有落水之人,就会立即有人争先救他。
鲁国的法律好就好在他只需要人们付出一点同情心,最多添一点麻烦,但却不会损失自己的利益,就能为那些在外国为奴的本国人获得自由回归故土,这对众人是容易实行的惠而不费的好事。但子贡却不要赎金就把这事的道德标准提高了一个很高的难度,众人原来惠而不费就能做到的好事却因为子贡之举变得艰难起来,赎回人来不要赎金,自己损失的太多,要了赎金就成为“不道德,不高义”的“楷模”,所以众人就出现孔子所说的再也不会有人赎人了。
过于拔高而导致大多数人达不到的道德标准是伪道德,甚至是反道德,实际真正的道德应该是绝大多数人能轻易实行并接受的,陈剑锋认为就是“不损己能利人”就是好道德,惠而不费应该是绝大多数人能做得到并愿意做,而且能做会做。
从道德的标准扯到利益纠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合理,包括利益分配,但是有一个大家都能认可并能够坚决执行并遵守的准则来规范利益的分配,当然这种准则的制定者必定会在制定准则和执行准则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举动,这也无可厚非,认命吧,谁叫你当时没有能力参与制定准则和以后没有实力参与执行准则呢?
工人说资本家剥削自己的劳动价值,资本家说如果没有他的资金技术厂房机器,工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这实质是一个如何分配利益的矛盾,起初制定准则的是资本家,工人是弱势群体,后来有了工会组织为工人谋求权益,再后来如同美国的汽车业被工会组织绑架,陷入泥潭,资本家成了“弱势群体”,他们两者之间的准则就不能说是一个双赢的规则,不能双赢就不是好规则。
陈剑锋这些天就是在一直琢磨这个“准则”问题,他已经有了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不成熟的初步方案,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利益分配的“准则”,从本心里陈剑锋是不相信人能达到那种拔高了的绝对的道德标准的,起码绝大部分人不能。
现在的鲁北实行供给制和配给制,除了行政人员大部分主要不是靠薪水为生的因素,能顺利的被大家接受不是大家道德高尚还是因为陈剑锋为大家画了一张大饼,远期利益的大饼,他当然希望手下的政务人员和军官们都个个廉洁奉公恪于职守尽职尽责,但不会期望他们能饿着肚子因为道德的规范坚守这种清高,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吃得好,一个人的付出总应该有所回报,这是坚守之道。
军队政府农场盐场以及个个主要由难民组成的施工大军,除了不多的外聘技术人员和技术军官,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薪水,公务人员除了配给家人的物资之外,所谓的津贴很少,而大部分的普通人员只是管他们个人和家人的一顿饱饭,现在大家因为绝大部分是难民,能为获得一口饭吃就对陈剑锋和鲁北行署感恩戴德,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人都是健忘的,他们很快就会忘记之前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奄奄一息的困苦境遇,反而会为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而心怀不满,甚至是怨恨,这个东西是肯定的,人性如此。
既然是制定一个长效的制度化的准则,而且有事关对当前农村的改革方案,所以陈剑锋是反复斟酌,把各种不利的设想都尽量的考虑到,人性的丑恶更是排在第一位。
陈剑锋记忆中的中国法律法规大多数情况下在制定的过程中都是把人设定为好人,所以有关的法律条文非常的粗线条,只是泛泛而言,具体执行的难度很大,由于缺乏精准性和规范性,所以导致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人为的干预,操作灵活性极高意味着可操作性极差,而且导致人们很容易找到期间的空子并加以利用。而对这种钻空子的处罚又在具体执行上存在着模棱两可的局面,说你有事就有事,说你没事就没事,几乎全是官家一张嘴。
反之西方国家的法律文书的条文在制定之初就充分考虑到种种可能触犯这些条文可能现象而予以拟定了针对性的处罚规定,人为可操作干预的空间很小,即便有空子被人钻了,在得到新规定条文之前不予处置,这也是西方国家在法律执行和公民守法做的好的因素之一,可执行性易操作是其最大的优点。
陈剑锋设想了道德利益以及法律的细化和可执行度方面的种种问题,又结合自己的记忆里和现在了解到的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和其后面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矛盾,对于自己想要实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的具体的准则大体有了雏形。
首先,他认为土地的所有权不是根本的问题,美国在二战后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业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列达到近一半,比当时的民国租佃农的比列还高,但美国的农业却没有出现问题。很大的一个因素美国的所谓的“租佃农”不同于民国的租佃农,确切的说应该是等同于工业中的产业工人的农业工人,美国的农业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大农业。
有一位研究民国土地集中状况的学长曾经和陈剑锋谈起过民国的土地产权状况,他认为民国的土地集中程度是一直呈下降趋势,在民国农业人口中大部分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租佃农的比例并不是太高,即便是租佃农中的一部分也拥有长期的一块田地的租佃权,造成这部分租佃农除了在产权不同以外其他方面等同于自耕农的状况,而在一些灾难战争动乱等情况下,并不能保证能收到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的土地集中并不是一个激烈的矛盾或者对抗因素。
民国无论土地是否集中,采用的生产方式还是传统的小农经济,集中的土地最终还是分散到一户户中独立经营,集中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展现,“耕者有其田”在一定程度上是造就了更加坚实的小农经济。
第二,在当前农业人口综合素质达不到实施农业近代化现代化改革的要求下不能依靠现有的农业人口主导对农业的近代化现代化改革,或者是说在他们拥有能主导改革的综合素质之前不能让他们主导改革。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的主导者是现在陈剑锋主持的的鲁北行署下设机构,这就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要牵涉到可能会出现后来那种领导拍板做决定的“主官意志”以及以权谋私的行为也就是官僚主义,如何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就得有一套严密的组织决策监管机构和制度。
当然最终能避免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尽快的使现有农业人口能达到主导改革的综合素质。教育又成了当务之急。
第三,改革后的农业和农业人口必须有别于原有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和农业人口,必须是近代化现代化的农业,农业人口也必须是等同于工业的管理经营者和产业工人。农业必须是集约型的规模化的,能创造高的财富,农业工人单人的产值产量也必须是高的。
近现代化农业和小农经济下的传统农业一个最大的标识就是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民国的现状是除了税赋粮以外,其他的农产品基本很少进入流通区域,精确地讲是很少进入大市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含义并不是指单个农户完全依靠自己家庭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一个村庄都难以完成自给自足的功能,而是一个范围内能够基本满足上述需求,这个范围就是集市的影响区,集市通常是以一个人携带货物赶集的一天的路程作为半径,以集市作为一个范围基本上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集市上的贸易实质是一个农户的物资转移到另一个农户的手中,并没有走出这个集市涵盖的地域半径,即没有走向大市场,经济学早已界定集市贸易是自然经济。
所以民军及其农场的收获必须进入市场消费,进入工厂作为原料才是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才不属于传统农业。
第四,如何能不触动不损害原有农业人口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能增大他们的利益是个难题,但改革不是改良主义,肯定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损害,必须要有暴力机构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维护改革中新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这就要求新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一定的暴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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